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何帆在发表的文章中称，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另一个“三难选择”。政府遇到三个严峻的挑战。一是要保增长，不能出现经济硬着陆，否则全盘皆输。二是要保就业，同时改善民生，否则执政的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。三是要防范金融风险，否则金融危机一爆发，势如野火燎原，无可阻挡。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，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冲突。

　　在国际经济学里，有一个“三难选择”，有时候又被叫做“永恒的三角”。这个“三难选择”讲的是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，一个国家只能在宏观政策自主性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选择两个，同时放弃第三个。

　　比如，你可以选择宏观政策自主性和资本自由流动，那你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；或者，你可以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，那就像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一样，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；或者，你可以选择宏观政策自主性和汇率稳定，那你就要加强资本管制，不要天天想着开放资本账户。

　　经济学，说到深处，讲的是选择。你不能什么好处全都占尽。

　　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另一个“三难选择”。政府遇到三个严峻的挑战。一是要保增长，不能出现经济硬着陆，否则全盘皆输。二是要保就业，同时改善民生，否则执政的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。三是要防范金融风险，否则金融危机一爆发，势如野火燎原，无可阻挡。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，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冲突。

　　如果要保增长，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。

　　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急转直下，正是由于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政策，才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。

　　2009年中国继续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，而且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。

　　2010到2011年大规模刺激政策有所收敛，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出现。

　　到2012年，货币当局其实对影子银行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，而这也是一种刺激政策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，将会影响到就业。四万亿刺激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、一些所谓的新兴战略性产业，以及房地产。但这些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，让它们烧钱可以，但创造就业，就勉为其难了。

　　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，将会导致信贷急剧膨胀，金融风险随之而来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世界各国的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均在去杠杆化，唯独中国在加杠杆。如同有地心引力的作用一样，窜上去的都是要跌下来的，中国现在也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。

　　如果想要创造就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，鼓励服务业的发展。服务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远远高出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。如果在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条件下，GDP增长率必须达到8%或9%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，那么，如果服务业的潜力被释放出来，我们可能只需要7%的经济增长率，就可以创造出比过去更多的就业岗位。

　　实事求是地说，就业并非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。就业形势仍然很好，而这也正是政府能够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。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上仍然是求大于供，到处都是“民工荒”。所谓大学生就业难，其实是说大学生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不是说他们找不到工作。但这一切很可能只是幻象。

　　西班牙可为殷鉴。在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，西班牙曾经贡献了欧洲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。但西班牙的经济繁荣靠的是房地产行业。西班牙几乎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。在繁荣时期，失业率奇低。但这其实是不正常的。

　　很多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，早早就上班挣钱了。一旦金融危机爆发，经济低迷不振，失业率一下子急剧攀升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%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且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　　中国的机会窗口并不多了，我们必须赶在形势逆转之前，为未来的就业问题打好基础。但是，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增长率。一般而言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服务业。你买的手机或电脑，半年或一年就已经有新款出来了。你们家雇的保姆，能够一年或半年就更新一次?制造业更像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，服务业则像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。

　　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中，垄断竞争均衡条件下的产出会低于完全竞争均衡。所以，一个推论是，随着中国结构转型的成功，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，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会提高，而是会进一步下降。

　　这也会对金融稳定带来影响，如果经济增长率放缓，企业的融资需求就会下降，银行也会更加审慎，可以想象，这将带来进一步的去杠杆化压力，我们将经历一个漫长的熊市。

　　如果要防范金融风险，那么就应该减缓信贷的扩张速度，加强对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监管。随着不断出现的信托产品违约、某些区域的楼市下跌等坏消息，金融市场已是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。防范金融风险当然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，但这一刀砍下去之前，怕是要再三思而后行。过于激进的金融改革，很可能会伤及实体经济。

　　一则影子银行的很多融资实际是为企业运转提供的服务，卡得太死，企业连活命的钱都没有了。二则金融市场上会出现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，你坐在房顶上大声喊“房子着火了”，大家可能就全都跑得远远的，真是着火了，找个救火的人都找不着。一旦经济增长停滞，就业压力也会如影随形，不期而至。

　　如何做出选择，考验的是智慧。中国的“三难选择”和开放条件下的“三难选择”有所不同。

　　坏消息是，在中国的“三难选择”中，政府选择任何一个目标，都有可能会和其他两个目标发生冲突。好消息是，中国的“三难选择”中，这三个目标并非完全水火不容，如果处理得好，也可能会互相兼容。求解中国的“三难选择”，恐怕得借鉴中医的思路，阴阳相济、表里兼顾。

　　由于改革期间各种内外冲击会更加频繁，那种全面铺开、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并不可取。由于三个目标不能兼得，政府必须对政策目标有所排序。

　　首先，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，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稳定增长是最为重要的，因此，需要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，政府绝不能畏首畏尾，作壁上观。

　　其次，就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，政府应未雨绸缪，早作预案。最后，金融改革当然很重要，但始终要服从于实体经济。如果实体经济死掉了，留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金融体系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

　　在调制这副“政策中药”的时候，可能还需要适当的“药引”。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，集中精力、分步推进的局部市场化改革最容易取得成效。我们相信，医疗卫生行业改革具备重大改革红利，很可能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“药引”。

　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，发展医疗卫生行业，有助于拉动投资，扩大消费，稳定增长。从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，医疗卫生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机会。与国际标准相比，中国的人均医护人员和相关健康护理人员的比重远低于世界标准，其中蕴涵着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机会。

　　从赢得民众对改革支持的角度来看，医疗卫生行业改革能够显著改善民生、广受欢迎。从改革的难度来看，开放和改革医疗卫生行业，所面对的阻力远远比财税改革、金融改革甚至教育改革要小。如果说一届政府至少要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，请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开始。